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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武乡

日期:2018-06-07 18:55:48   浏览量:80

  内容提要:武乡县地处太行腹地,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被称为“支撑华北抗战的坚强基石”。1938年7月至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领导下,大力恢复与发展地方党的组织,充实和健全华北各战略区的党的领导,使其成为华北抗日前线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主题词:武乡 北方局 朱德、彭德怀、杨尚昆

  抗日战争时期,武乡县是太行区的中心地带。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曾在此长期驻扎。武乡作为‘抗战的圣地,八路的故乡”,有着其得天独厚的特点。武乡地处太行腹地,是上党盆地的北大门,古称“冀南之门户,潞州之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乡人民素有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光荣传统。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之所以在武乡这16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建了巩固的中心根据地。就是因为这里具备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先决条件。在政治上,武乡建党最早,群众基础好年,早在1933年就创建了共产党地下组织,成立了农民抗债团,是华北地区开展农民运动较早的地方,人民群众经受了斗争锻炼;在经济上又是富饶的产量区,地下资源也很丰富,境内多为丘陵山区,盛产玉米、小麦,县东还出煤产铁,军需民用,可以自给自足,不怕敌人经济封锁;在地理上,地势险要,是天然的游击战场,东西两端,群峰壁立,且多雄关险塞,中部地区,山河交错,沟壑纵横,在战略上易守难攻,进退自如。[①]

  中共中央北方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华北地区党的派出机关,下辖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太行分局、晋绥分局等华北各战略区的中共党组织。早在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市,重建北方局,并兼任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北方局进驻山西太原、孝义等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大力恢复与发展地方党的组织,充实和健全各战略区的党的领导,运用多种形式建立统一战线,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支持和配合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1938年11月,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等任北方局委员,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委,杨尚昆接任书记,中央决定,北方局机关从此由晋西移驻晋东南随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12月初,杨尚昆率北方局机关到达故县,与总部会合。12月3日,杨尚昆在晋冀豫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会议结束时的25日又作了《六中全会的总结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从此,北方局直接指导晋冀豫区的工作,直到抗战结束。

  1939年7月15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率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突破漳河日军防线,抵达武乡县砖壁村,在这里指挥反“扫荡”作战。北方局此后一直驻扎在太行山区,统一穿八路军的军装,随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领导华北地区的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巩固华北”的方针,领导和参与了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正当朱德、彭德怀在砖壁总部紧张地指挥华北军民与日军在各地展开作战,保卫各抗日根据地,寻机歼灭敌人时,在华北的无知的行为顽固派却乘机向八路军、抗日政府、山西新军和抗日民众不断发起进攻,一味地制造摩擦,极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形势下,华北抗日军民面临前门打虎,打击日本侵略军;后门拒狼,防止无知的行为顽固派的进攻的局面。面对这种虎狼夹击的严重局面,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种力量抗日,朱德、彭德怀提出反摩擦斗争的原则: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丧失政治立场。他们及时向中央报告了河北和山西出现的问题,与杨尚昆书记研究了华北的形势,要各地、八路军采用多种形式宣传团结抗日的政策,揭露无知的行为顽固派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的行径。1939年9月,根据北方局指示,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在武乡县东堡村召开了全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彭德怀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分析了全区形势和工作发展情况,提出了全区党的战斗任务。要求太行区各县党组织要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伪夹击,巩固根据地。[②]

  为便于指挥对敌作战和反摩擦斗争,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于10月11日将八路军总部机关和北方局从交通不便的砖壁移驻到武乡县王家峪村。反顽战役胜利后,大汉奸汪精卫和日寇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的卖国密约,国民党内投降危机十分严重,全国人民义愤填膺。1940年3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在离八路军总部驻地王家峪村仅三里之遥的城底村召开了晋东南各界反汪拥蒋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晋东南军、政、民各界领导人,以及各机关、团体、学校,共3万余人。会议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主持。会议主席团成员有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傅钟、陆定一、罗瑞卿等,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部来太行参加反顽,也被选入主席团。会上,朱德总司令致开幕词,他在讲话痛斥了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后,号召全华北的军、政、民,广泛开展反汪运动,反对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汪精卫”。号召各抗战党派、军队和人民,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坚持抗日战争到底!彭德怀副总司令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聂荣臻以及青年、妇女和抗日团体代表都争先恐后地进行了讲演。最后,大会决议:以3万军政民的名义,通电全国各界同胞,加强团结,声讨汪逆,肃清内奸,抗战到底。这次大会,对坚持华北抗战,克服投降、分裂、倒退危险和肃清暗藏在抗日营垒中的投降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③]

  华北反顽斗争在1940年4月告一段落。为总结抗日战争以来党在华北的工作,根据新的形势和中央关于1940年工作的指示,朱德离开八路军总部前,在王家峪北方局召开会议,决定在黎城县北社村召集太行、太岳、冀南三区和129师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会议由杨尚昆、邓小平主持。杨尚昆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邓小平作了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和财政经济政策问题的报告和会议总结,刘伯承作了《关于党军建设问题》的报告,薄一波作了《关于建政问题的结论》。会议提出了建政、建军、建党三大建设方针,强调纠正在反逆流斗争中出现的“左”的思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在根据地内开展了建政、建军、建党工作。从5月开始在八路军中进行了整编工作;在各级组织内,重点是基层党组织开展了第一次整党。8月成立了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这是根据地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决定性的一步。

  紧接着,北方局于9月又在武乡的砖壁再次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杨尚昆主持,彭德怀在会上作关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长篇报告,重点讲了形势、统一战线、财政经济政策、经济建设和1941年的经济建设计划。会议强调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给自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提出建设根据地的各项政策。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统一根据地领导机构的建立,推动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方局会议刚刚结束,华北日军就集中兵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其重点是八路军总部、北方局、129师师部、晋冀豫边区机关所在的太行区,以武乡、辽县、黎城、涉县一带为重点。为摆脱敌人对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围追,彭德怀、杨尚昆等于9月下旬率前方总部、北方局机关从砖壁转到王家峪,10月14日又回到砖壁,15日再从砖壁向黎城西井转移,22日又移驻栓马,23日抵达宋家庄。这时,日军第四混成旅团冈崎大队600余人向八路军总部设在黎城县北部的黄崖洞水腰兵工厂发动进攻。该厂是日产400余支步枪和大量枪弹的总部最大的兵工厂。得此消息,彭德怀决定寻歼冈崎大队。为此,彭德怀让前方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在10月27日再转回砖壁,自己带部分人员于29日下午到蟠龙镇的石门村,指挥部署战斗。

  这时,攻打榆社城的129师陈赓旅和决死一纵队一部正在蟠龙镇以东的关家垴附近,彭德怀下令集中部队歼灭在关家垴宿营的冈崎大队。为此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并调集了129师385旅和386旅主力、新编第10旅及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将冈崎大队的500余人包围在关家垴高地,于10月30日凌晨4时发起总攻。彭德怀到距敌控制的垴顶仅500米处近距离观察指挥。为解救被围日军,日军派飞机轮番对八路军进攻部队进行轰炸扫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双方鏖战两昼夜,八路军发起10次猛攻。31日下午日军又调集1500余人,在10余架飞机配合下,分两路增援关家垴。在歼敌400余人后,彭德怀下令撤出战斗。[④]

  日军在关家垴遭受沉重打击后,于11月3日集中兵力合击在砖壁的八路军总部。刘伯承得到消息,下令386旅到西营、蟠龙以东的大陌村南北一线,阻击进犯之敌,掩护八路军前方总部和北方局机关从砖壁转移。11月4日,前方总部和北方局机关从砖壁撤出到千壬村,5日转至茅岭底,6日转到涉县刘家庄,7日到大林口,8日抵达辽县武军寺、麻田一带,在这里驻扎下来,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

  在武期间,中共中央北方局坚持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杨尚昆书记的领导下,太行区、太岳区的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华北抗日根据地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1] 武乡县委宣传部主编,《武乡烽火》,黎城县印刷厂,1985年版。

  [2] 李志宽,《回声集》,凤凰书社,2001年版。

  [3] 武乡县委宣传部主编,《武乡烽火》,黎城县印刷厂,1985年版。

  [4] 王聚英,《八路军抗战简史》,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