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我国守军奋起抗击，从此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在这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工农红军请缨出战，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115师、120师、129师，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分任3个师的师长。改编之后，我八路军115师343旅，便作为抗日先遣队在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的率领下，向山西前线进发。

　　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改编为八路军政治部，后勤系统由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组成，部长分别为赵尔陆、姜齐贤、叶季壮。由此构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部机构。

　　9月6日，八路军总部从陕西三原县云阳镇随120师出发东进，16日由芝川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荣河县(今万荣县荣河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在侯马，八路军总部领导人乘坐火车，经太原于24日到达五台县南茹村。在此之前的9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同志“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商好红军入晋后各事”的指示，与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115师副师长聂荣臻、120师副师长肖克、129副师长徐向前以及程子华、南汉宸等同志先期到达太原。此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已前往雁门关一带的太和岭口前线指挥晋北军事，7日凌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在梁化之的陪同下赶到太和岭口同阎会商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作战原则、指挥等事宜，阎答应将以五台、阜平一线的八县划为八路军活动地区。并经阎同意成立统一战线性质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

　　9月12日，根据全国战区编制规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朱、彭分任总副司令。

　　五台县南茹村，是八路军总部出征以来第一个驻扎地，在南茹村的30天时间里，八路军总部指挥我115师首战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寇最精锐的板垣师团千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缴获机枪20挺、步枪千余支，首战告捷，名震中外。戳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提高了我军的威望，八路军成了国人皆知的军队。接着，又指挥120师伏击雁门关，129师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等战斗，收复了宁武、阳方口、平鲁等地。根据前线和战争的需要，彭德怀、任弼时在这里就八路军恢复红军时期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向中央提出了建议，并得到中央肯定。

　　疯狂的日军在晋北攻势受挫之后，又调集重兵由石家庄沿正太路西进，直驱娘子关，与北线日军相互策应，守卫该线的国民党部队望风披靡，溃不成军。为稳定山西民心，挫败日寇的锋芒，朱、彭总副司令率总部机关及129师、115师一部于10月22日离开五台，星夜南下，驰援娘子关。经寿阳、沾尚、马坊等地，到达和顺县石拐镇。至11月8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总部指挥129师及115师344旅，连续在正太路南侧的旧关、东石门、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给日寇以重创，先后歼敌4000余人，迟滞了日军西犯。出师两个月时间，总部指挥八路军部队与敌作战百余次，歼敌1.1万余人，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进攻，粉碎了它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幻。

　　日军频繁进攻，而国民党军节节败退。11月8日，太原失守。我八路军总部提出了分兵发动群众，收拾破碎河山，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口号。11月11日，总部在石拐镇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就八路军各师活动作出布置，由115师政委聂荣臻率该师独立团等部留五台一带成立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坚持游击战争;林彪率115师主力迅速转移至汾河流域和晋南进行发动群众工作;贺龙、关向应率120师仍留在同蒲路北段的晋西北活动;刘伯承、张浩率129师及暂归总部直接指挥的115师344旅，在正太路以南的晋东南地区依据太行山脉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太原失陷，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已经撤退到临汾，为便于与二战区的联络和协调指挥，我八路军总部也有晋北南下，经昔阳、和顺、榆社、沁县、沁源、安泽到达临汾附近的洪洞县，先后在高公村和马牧村共驻扎86天。在这里，朱总司令不仅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等，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的情况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提出了拯救中国的希望大部分在华北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同时，根据抗战需要，主持研究并组建了炮兵团。1938年1月中旬，彭德怀与三师师长前往洛阳参加了蒋介石主持召开的第一、二战区将领会议。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朱彭总副司令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开展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原则，指挥八路军将士在分兵发动群众的同时，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1938年1月，129师政委张浩调回延安，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任该师政委，遗职由傅钟接任。2月28日，为统一对外名义，驻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任弼时同志因前往苏联，政治部主任一职由王稼祥接任，因此时王稼祥在苏还未回国，为加强八路军的政治领导，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了八路军政治部代主任，直到8月份王稼祥回国。同时任命谭政为政治部副主任。将晋东南前线的八路军政治部改称为野战政治部，傅钟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兼野政主任，随八路军总部行动，主持前方政治工作。

　　此间，129师初上太行，在总部领导及刘邓首长的指挥下，接连在晋东南打了三个大胜仗。2月22日，386旅在长生口设伏消灭敌荒井丰吉少佐之两个中队;随后总部调129师南下邯长公路，又在黎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设伏，歼敌108师团笹尾部队和第16师团林清部队共1500余人;接着，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又亲率三个团的兵力，在晋冀交界的响堂铺设伏，歼敌森木部队400余人。

　　129师三战三捷之后声威大振，太行民众抗日情绪高涨，而日寇则深感威胁，于是调集3万重兵，分九路向我辽县(今左权)、榆社、太谷、襄垣地区围攻，企图歼灭我八路军主力，吃掉我总部首脑机关。还在1938年2月17日，朱德总司令赴临汾土门镇，参加阎锡山主持的第二战区作战会议，会议决定，将二战区所属部队分为西路军、南路军和东路军。东路军除八路军(120师除外)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外，还辖有国民党的第3军、第17军、第47军、第94师、第17师、骑兵第4师及第529旅等部，由朱德、彭德怀分任东路军正副指挥。由于晋东局势紧急，阎锡山、卫立煌要朱德立刻就职，并马上到晋东南前线指挥作战。20日，八路军总部离开马牧村，向太行山区挺进。23日凌晨，总部获悉日军苫米地旅团3000余人，从长治出发企图夺取临汾，并南过黄河进攻西安、武汉，其先头部队已占领屯留县城。当时朱总司令身边仅有两连警卫通讯部队200余人，为使临汾的友军指挥机关及大批军用物资能够安全转移，使友军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战斗准备，阻止日军长驱直入夺取临汾，决定阻击迟滞敌人。200人对3000人，敌我力量如此悬殊，这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意志，朱总曾给附近的友军发电报要求他们赶来联合作战，次日在安泽县古县镇附近与日军先头部队接触，但友军未能赶到，就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朱德、左权英勇机智指挥部队阻击敌人。此刻日军已探知正面阻击他们的是仅数百人的八路军总部及警卫通讯部队，于是出动十几架飞机向古县实施轰炸，谁知天助我也，日军空军在军用地图上找到一个故县的地名，便去疯狂轰炸，结果屯留的故县镇被炸为焦土，而安泽县的古县镇安然无恙。就这样我总部率领200余兵力将敌3000余人迟滞了3天之久。
 

　　3月15日，八路军总部转战到达沁县小东岭村，根据战争局势，为稳定友军情绪，坚定他们抗战的信心，争对敌人对晋东南地区实施围攻的企图，研究和统一反围攻的作战方针，朱德、彭德怀主持在小东岭召开了东路军将领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战争形势及任务、改善部队政治工作、建立根据地等问题，同时就反围攻问题作出决定，要求以一部主力在地方部队、游击队的配合下，钳制进犯各路敌军，集中主力寻机歼灭敌之一部。就在敌人九路围攻开始之时，八路军总部已经转移至武乡义门村，总部领导在这里共同研究制定了整个反围攻计划，并颁发了《粉碎敌人大举进攻部队政治工作纲领》，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又发动人民群众进行空室清野，使进犯之敌陷入饥饿疲惫和恐慌不安的困境。面对敌人的大举围攻，朱、彭首长与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领导紧调129师主力集中于武乡胡家垴一带。4月16日，进犯之敌3000余人沿浊漳河东窜，我军沿两岸高地平行追击，至长乐滩附近，将敌人压至一段窄长河谷，这里是伏击敌人的最好战场，我八路军立刻向敌开火，将其截为数段，激战一整天，歼敌2200余人。其它各路日军见其主力惨遭重创，纷纷回窜，总部指挥所属部队，乘胜追击，相继收复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沁县、沁源、高平、晋城、长治等18座县城，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为晋冀豫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120师也由渡河时的3个团扩大为6个团，并粉碎了日伪军对晋西北发动的三路围攻，先后收复了宁武、神池、偏关、保德、河曲、五寨、岢岚等7座县城，歼敌1500余人，为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15师主力也在晋西南一带与敌战斗，1938年3月2日，师长林彪在隰县千客庄被晋军哨兵误伤，经延安转赴莫斯科治疗，总部任命343旅旅长陈光为代师长，李天佑为343旅代旅长。344旅在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开赴阳城、晋城一带，进行了张店、町店等战斗，与唐天际支队一道开创了太南根据地。

　　为了巩固和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向东、向北发展，八路军总部指示120师除以主力保卫和巩固晋西北外，组建宋时轮支队开赴平西;359旅开赴浑源、广灵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创恒山抗日根据地;以358旅715团及师骑兵营1个连队组成大青山支队，由旅政委李井泉任司令员，率部挺进绥远，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1938年6月，宋支队在平西与晋察冀军区的邓华支队会合，八路军总部命令，两支队合并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第4纵队向冀东挺进，将配合李运昌发动冀东起义。1939年2月，根据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第4纵队为基础与起义部队合编成立冀热辽挺进军，派120师副司令员肖克任司令员，开展冀热察辽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还是在1937年底，原东北军116师388旅691团在团长中共党员吕正操的率领下，在河北晋县誓师抗日，成立冀中人民自卫军，1938年4月中共冀中区党委成立，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将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王平、程子华先后任政委。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八路军总部又根据中共中央由山地向平原发展的指示，先后派张贤约、陈再道、肖华、宋任穷、徐向前、杨得志等率部飞兵下太行，东出冀鲁豫，开创冀南、冀鲁豫敌后根据地。同时，1937年底山东各地在我党领导下起义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由张经武任司令员，黎玉任政委，由于斗争需要，张经武向中央提出派一个主力团到山东的请求，为加强山东的抗日力量，1939年春节左右，总部决定派115师主力开赴山东，与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同年8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徐向前、朱瑞率一部分干部抵鲁南与山东纵队会合，成立八路军第1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统一指挥黄河以北山东境内的八路军部队。

　　1938年4月以后，八路军总部继武乡义门村之后，先后又在武乡寨上村、沁县南底水、屯留故县镇、潞城北村驻扎1年零3个月。同年12月，中共中央指示将一直战斗在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总部改称八路军前方总部。分别由朱、彭总副司令兼任前总总副指挥，副参谋长左权兼前总参谋长。1939年3月，为加强八路军的后勤工作，中央决定在八路军领导机构中设立后勤部，由杨立三任部长兼政委，下设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军工部、兵运部等。1939年7月15日，八路军总部转战到武乡县砖壁、王家峪村。为进一步贯彻我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速粉碎敌寇的军事“扫荡”与政治阴谋，总部向华北一万万同胞宣布了以改善民生、实行民主、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实施巩固敌后根据地的“七大纲领”，为了加强统战工作，朱总司令还在武乡县土河村召开了由500余人参加的榆武绅士名流座谈会，变中间势力为进步势力，通过这次会议，屯积公粮6.7万石。1939年后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反共磨擦活动，到处制造事端，造谣中伤，对我根据地进行挑衅，在华北由河北的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等人经常与八路军发生冲突，1939年12月阎锡山也命令所部制造了“12月事变”，对我八路军和决死纵队发动进攻。特别是盘踞在冀南、豫北一带的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妄图向我太行区进犯，吃掉我八路军总部机关。1940年2月，朱怀冰亲自来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寻衅，我朱彭总副司令与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等同志以礼相待，与之进行了面对面的谈判，朱总司令为顾全抗战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义正词严地说：“我们要求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只有枪口一致对外，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搞磨擦，闹分裂，搞阴谋，反共反人民，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但是朱怀冰却蛮横无理地提出了向我们要地盘的条件，朱总司令严厉地说道，“现在日寇还占着许多地方，有本事自己到日本人手中去夺。八路军的根据地是从日寇手中夺回来的。这是我们抗日的必要条件，为什么要来找八路军要地盘呢?”左权参谋长听了朱怀冰的话更是满腔怒火，他一拍桌子说：“你们把地盘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却又想来我们手中夺取，你先问问广大人民答不答应，如果你们坚持反共一意孤行，制造磨擦，决没有好下场的!”朱怀冰理屈词穷，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王家峪。

　　但是，他并不甘心，1940年3月，他伙同鹿钟麟、石友三等部向我太行根据地发动进攻，妄图吃掉我总部首脑机关，八路军总部指示将太南地区的115师344旅与其它部队联合编成八路军第2纵队，由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保卫了太南抗日根据地，同时总部命令八路军129师集中13个团的兵力，由邓小平政委与李达参谋长亲自指挥，于3月5日至8日，进行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反顽战役，一举歼灭了朱怀冰的3个师，朱怀冰单人独马负伤而逃。从而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保卫了我敌后军民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以后，蒋介石仍增派兵力，继续向我解放区进犯，针对这一形势，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总，“目前力争八路、中央两军团结，朱总能否与卫一晤?”根据这一指示，1940年4月下旬，朱总司令离开总部前往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谈判。途中，朱总立于太行山头，纵目黄河两岸抗日烽火，耳闻日寇隆隆炮声，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引吭高歌，吟出著名的《出太行》一诗：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朱总在洛阳停留8天，此间多次与卫立煌商谈，并取得共识，终于维持了国共两方军队的抗日统一战线。5月26日，朱总司令经西安回到延安，主持延安总部工作，并任命王若飞任八路军副参谋长，驻延安办公。同时，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也调回延安，由罗瑞卿接任野政主任一职。同年8月，根据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对冀鲁豫区的八路军队伍进行整编，344旅与山纵第6支队合编为新的第4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坚持豫皖苏边区斗争;新2旅及687团等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执行东进任务。皖南事变后第4、5纵队南下支援新四军分别编为新四军第4、3师。
 

　　1940年秋，正当国际法西斯气焰嚣张，国内妥协投降的空气笼罩着国民党统治区，而日军则阴谋进攻西安、重庆、昆明、延安等地，妄图尽快灭亡中国，将兵力移在太平洋战场，此时我八路军总部为了戳穿日寇阴谋，及时扭转中国之危局，在华北5000里长的战线上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罗瑞卿主任在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制定出发动百团大战的作战方案，并于7月22日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的预备命令，参战部队作了战前部署。8月20日，战役正式开始。

　　百团大战分3个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为第一阶段。主要是交通破击战，120师在同蒲路北段，晋察冀军区在正太路东段和北宁、德石、沧石、沧保、平汉北段等进行破袭;129师在正太路西段，冀中军区在津浦路，冀南军区在平汉路邯郸至安阳段，展开了华北铁路、公路大破袭;第二阶段从9月20日至10月4日，为攻坚战，主要任务是继续扩大，侧重于消灭敌人，期间发动了晋察冀军区的涞(源)灵(丘)战役，冀中军区的任丘战役，太行军区的榆(社)辽(县)战役等;10月6日至12月5日为第三阶段，是反“扫荡”战役，在我八路军的打击下，日寇恼羞成怒，调集重兵，向我平西、平北、晋西北、晋察冀、冀中、大青山、冀南、山东等各解放区进行报复性”扫荡“，八路军总部指挥广大军民，给敌以沉重打击。10月30日，日军冈崎大队在我军截击尾追下，窜至武乡关家垴一带，我军集中385旅、386旅、新10旅及决死一纵队、总部特务团等部，将该敌包围在关家垴，这次关家垴歼灭战由彭副总司令直接指挥，在两天的激烈战斗中，彭总把指挥所设在了离敌人仅500米的最前线，指挥我军与敌往返肉博，取得最后的胜利，歼敌冈崎大队长以下700余人。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在总部的直接指挥下，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拔除敌伪据点2993个，并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

　　百团大战结束后，由于日军累累进犯我总部所在地武乡砖壁村，11月4日，八路军总部向129师师部所在地辽县桐峪镇转移，8日驻扎在辽县武军寺，这年12月，为压缩后勤人员，充实战斗单位，根据总部指示，总部后勤部与129师后勤部合并。1941年7月1日总部又移驻辽县麻田镇。其间于1942年5月反“扫荡”中八路军总部曾返武乡县砖壁村驻扎20天，6月17日再到麻田，一直到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八路军前方总部及129师番号，成立晋冀鲁豫军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民党政府对我八路军一直限制发展，到1939年底，八路军已发展到27万人。但是，国民党政府依然是按改编之初的4万人供给军响。我们的部队生活相当艰苦，特别是1940年以后，国民党政府不仅停止了八路军军饷的供给，而且又先后发动了第二、三次反共高潮，我八路军进入了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为了解决敌后根据地的财经困难，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使八路军立于不败之地，总部提出了开展生产自救的号召，1940年春朱德、彭德怀和野战政治部的傅钟主任、陆定一副主任发出布告，要求八路军所属部队及华北各根据地民众，参加生产自救和春耕生产运动，以回击日伪顽的包围和摧残。布告规定：一、消灭荒地。抗日政府将逃往他乡之难民与地富的荒芜土地，以最低租息租给农民耕种，所有权仍属原主。二、准备肥料、种子、耕具。政府与农救会务须设法调剂肥料、种子，规定抗属及贫户借粮作种之优待办法;开设合作社，制造大量耕具;儿童团发动拾粪运动。三、兴修水利，筑坝造地，开渠打井。政府与农救会应通盘筹划拔出公款，扶助生产。四、凡我政府机关以及各部队，务须努力抓起开荒运动。五、注意优待抗属。凡我军人及公务人员，必须带头执行，为民表率。六、救济春荒，务使根据地无难民。

　　为落实布告精神，朱总司令在总部直属单位生产动员大会上强调指出，“为了战胜抗战中的困难，我们应该边打仗，边生产，拿起枪是子弟兵，拿起锄是老百姓。只有搞好生产，才能坚持长期抗战。”并且，总部首长还在紧张的作战之余，带头参加生产自救，开荒种地，仅总部机关就在砖壁村的小松山、王家峪村的圪洞沟垦荒达200余亩，种植了粮食和蔬菜，大大补充了部队的给养，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同时八路军总部还领导所属各部队、各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精兵减政、拥政爱民以及整风运动，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大大提高。总部移驻辽县武军寺、麻田一带后，随着敌人“三光政策”的不断摧残和灾荒、瘟疫的蔓延，根据地军民进入了更加艰苦的时期，1941年春节过后，总直机关召开了生产会议，总部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就提出：今年八路军要注重生产建设，旅以上要生产供给自己4个月，团以下生产供给自己2个月。于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开展起来。朱总回到延安以后，也结合实际提出了“军垦屯田政策”，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下，1940年冬天，以王震为首的八路军359旅官兵开进南泥湾，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大生产运动。

　　百团大战以后，日军深感华北威胁，于是从华中、华南、华东等地调集了大部兵力，回师华北，对我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我八路军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利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各种游击战术给敌以沉重打击。1942年5月，日军又从正太、同蒲、平汉等线纠集3万余重兵，向我总部所在地太行山腹心地区发起了“铁壁合围”。25日，1万多日军包围了总部，此时，我军主力部队大部转移至外线御敌，总部、北方局机关和小部分部队掩护部队未及转移，在麻田附近的南艾铺、十字岭地区，我部奋起应战，他们据山头险势坚决抗击，掩护总部及北方局机关分东、北、南三路突围，激战终日，我总部机关终于突出重围，转危为安，就在这次战斗中，我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主动率领部队指挥突围，在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左权将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八路军总部的安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朱总司令为悼念左权，挥笔写下英勇悲壮的绝句：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1941年春叶剑英参谋长从国统区回到延安，王若飞调任中央秘书长。左权牺牲以后，中央任命滕代远接任前总参谋长。

　　日寇在华北推行的“强化治安运动”，对延安影响也颇为严重，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也伺机进攻陕甘宁边区，为此中央及八路军总部指示，于1942年6月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统一指挥驻防晋西北及陕甘宁的120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等部，承担了保卫党中央的重任。10月又将留守兵团司令部并入。由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关患重病，由高岗代理政委职务。副司令员徐向前、肖劲光，副政委林枫、高岗。

　　1943年1月，八路军政治部大部分人员调联防军，组建了联防军政治部。其余恢复为中央军委政治部，在延安的八路军政治部正式撤销。

　　1943年9月，彭德怀奉中央之命与刘伯承师长离开总部返回延安。中央决定129师与前方总部合并，保留129师番号，并对前总的领导干部作了调整，前总总指挥由彭德怀兼任，邓小平同志代理北方局书记，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这样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工作重担就落在了邓小平和滕代远的身上。这期间，华北根据地遭受了极大的灾荒，军民物质困难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境地，为了战胜天灾敌祸，八路军总部号召广大军民进一步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和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杨立三制定出了《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也就是著名的“滕杨方案”。这个方案为敌后根据地生产自救工作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也是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的最初萌芽。在大生产运动中，各根据地军民还创办了大量的兵工厂、被服厂、肥皂厂、造纸厂、纺织厂、制药厂、鞋袜厂等，自己动手搞生产，取得了经济上对敌斗争的胜利。

　　1944年至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局部反攻和大反攻阶段。我八路军在华北更是越战越勇，部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八路军总部指挥所部，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1945年8月朱总司令连发7道命令，勒令日伪缴械投降，在我八路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下，日本鬼子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八路军前方总部、129师，成立晋冀鲁豫军区，撤销中共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委，滕代远、王宏坤任副司令员，薄一波、张际春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

　　1945年8月20日，八路军前方总部正式撤销以后，又在延安王家坪挂起了八路军总部的牌子，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王世英任副参谋长。继续领导我八路军将士来保卫和平、保卫根据地、巩固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和平协定，大举向我根据地进攻，内战全面爆发，我军奋起自卫，战争的性质已由民族战争转变为国内解放战争，1947年6月23日，中央决定将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八路军总部改建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至此，八路军总部结束了她长达十年之久的历史使命。

　　主要参考书目：

　　肖克主编《八路军·综述、大事记》

　　袁伟、吴殿尧主编《朱德军事活动记事》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

　　王政柱著《烽火关山》

　　李志宽、王照骞著《八路军总部大事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