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上下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华北抗日老根据地人民更加怀念当年援华抗日的外国朋友。当年，华北军民接待了许多国际友人。他们当中，有在华北抗日战场救死扶伤，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白求恩、柯棣华大夫;有冒着烽烟战火，为宣传抗战奔走呼号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斯特朗;有为支援中国抗战驰骋疆场，血洒太行的陈光华、石鼎等朝鲜朋友。这些国际友人为八路军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奔赴华北战场救死扶伤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战斗过的国际友人中，最为人们敬仰的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月战士白求恩。诺尔曼·白求恩于1890年3月3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州格雷文赫斯特城的一个牧师家庭里。青少年时代为了生活和求学，曾到安大略州北部原始森林当过伐木工人。，他带着“最需要治病的是穷苦工人、农民”的意愿，走出了多伦多大学的校门。1936年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时，这位世界著名的胸外科医师，随加拿大志愿军到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美加援华医疗队于1938年4月到达延安，向毛泽东请求转赴晋察冀边区工作。一到太行山北部的晋察冀抗日前线，他立即去五台县的松岩口为八路军创办了模范医院。他作为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顾问，在聂荣臻司令员的支持下，为部队和地方培训了一批以一批的医疗卫生骨干。后来他以穿过日军封锁线，奔赴炮火连天的冀中平原做战地医疗工作，亲自在火线上抢救了无数个生命垂危的伤员。1939年11月雁宿崖战斗前夕，他为一名伤员动手术，由于在掏取颅内碎骨时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结果受到致命的感染。领导和同志们劝他到后方医院治疗，但他坚持不下火线，直到参加完雁宿崖歼灭战和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反围攻战，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做了抢救手术后，才离开前线救护所。当人们用担架把他送到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时，病情已经恶化了。参与抢救和看望他的人们的抽泣声惊动了白求恩。他睁开眼睛，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用手势让警卫员扶他坐起。按他的指点，警卫把英文打字机搬到他面前。白求恩伸出颤抖的右手，轻轻地抚摸着熟悉的键盘——在延安的窑洞里，在太行山村的炕头上，在冀中平原的手术站，在晋察冀的战地医院里，曾用它给毛主席、党中央打书信、报告，拟定“模范医院”的规划，编写《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然而，他再没有力量使用这架打字机了。摸索着从上衣口令里抽出自来水笔，伏在警卫员拿过来的几张白纸上，用颤抖的手顽强地写下了他的遗言。

　　1939年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诺尔曼·白求恩同志心脏停止了跳动。晋察冀边区军民在反“扫荡”的间隙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唁电和给白求恩同志家属的慰问电。11月23日，正在晋东南王家峪驻防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通令全军举行悲壮哀悼。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主席送了花圈，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毛主席又写下了《纪念白求恩》这篇光辉著作，高度评价和赞扬了白求恩大夫的崇高品德和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白求恩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是1938年来到中国的。那年夏天，他刚从医科大学毕业，正碰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自告奋勇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与爱德华、巴苏华、卓克华、木克华等几位印度医生一起来到延安，先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来到太行山北边的晋察冀军区。他生命中的最后3年，就是在华北敌后抗日前线度过的。他不避艰险，不辞劳苦，处处以白求恩为榜样，在抗日战场救死扶伤，英勇奋战。1942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初，屯留张店战役打响了。朱德总司令根据这个队的要求，答应柯棣华、巴苏华随129师一个团参加战斗。柯棣华大夫同战士们一起奔赴前线，设立了前沿救护所。在激烈的战斗中，日军炮弹炸毁了救护所的一个墙角。指战员们劝柯大夫把救护所撤到离火线远一点的地点。他却说：“如果救护所离敌人很远，对我们是安全了，但是对不怕流血牺牲的战士们来说，不知要增加多少痛苦，是多么大的不安全呀!”他不顾密集的炮火，继续给伤员做手术。战斗进行了一天多，柯大夫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和同志们一起给30多个伤员做了救护手术。接着，在武乡洪水战斗中，柯大夫又在战火中抢救了上百个伤员，还给参战民兵和群众医治了创伤和疾病。

　　1940上4月，朱总司令回延安前夕，派部队护送柯棣华大夫到了晋察冀。柯棣华大夫到了晋察冀军区以后，继续以高度的热情忘我地工作了两年多。当时，柯棣华患有严重的癫痫病，聂荣臻司令员等军区首长和医院的同志们，曾建议他离开前线到延安或者回国治疗一个时期，柯大夫坚决拒绝了。他说：“战争环境越来越艰苦，伤病员也越来越多，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只要还活着，就不能离开伤病员!”他拖着病体，随部队奔走在长城线上。他那忘我的工作精神和艰苦作风，大大地鼓舞了中国广大军民的杀敌勇气。1942年12月9日，他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河北省唐县葛公村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1942年12月30日，延安各界召开追悼柯棣华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挽联：“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战，在延安、华北工作5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不忘记的。”周恩来同志为柯棣华的逝世，给柯棣华在印度的亲属写了信，高度赞扬了他永不磨灭的崇高精神。朱德总司令在会上致悼词并宣读祭文，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柯棣华大夫》一文。文中说：“柯棣华大夫不避艰险，坚持在中国战争最剧烈最残酷的敌后，执行印度人民的委托，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是印度民族精神的伟大表现，是值得一切反法西斯人民、一切殖民地半殖民人民珍重与发扬的。”稍后，朱总司令为柯棣华陵墓题词：“生长在恒河之滨，战斗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德国医生汉斯·库尔特·米勒从1939年来到驻山西武乡王家峪的八路军总部，一直到总部医院迁往麻田等地，在太行抗日前线工作战斗了5个年头，多次受到彭德怀、左权和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领导人的表彰。特别是在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他从正太路突击战开始，在榆(社)辽(县)线拔据点，一直在炮楼下、火网中抢救八路军伤员，后来还穿越白晋封锁线到太岳区进行战地医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战斗在中国卫生战线上，曾担任北京医学院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还有一支曾在晋东南活动过的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疗队，是1939年从欧洲出发，绕道非洲、南亚、后经香港，由宋庆龄同志介绍，来到晋东南决死三纵队的。医疗队长是江晴恩，成员有捷克著名外科大夫费里德利赫·基希、奥地利医生杜汉和德国的派赫尔。1939年10月，他们到达西安，因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无法直接去延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子健等同志的建议下，这支医疗队决定通过统战关系，利用牺盟会和决死队在山西打开的抗日新局面，转到晋东南决死三纵队。在当时前线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医生，决死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和司令戎子和等领导十分高兴。医疗队的朋友们，为了方便医护工作，不分昼夜地学习汉语和中国医护习惯，很快投入了救护决死队指战员的工作。后来，他们又回到重庆，经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等人介绍，又分头奔赴贵州、安徽、江苏、山东等地，为中国抗战做战地服务工作去了。

　　此外，抗日当年还有战斗在革命圣地延安的苏联医生阿洛夫、朝鲜医生方禹镛，以及华北根据地的美国医生海德姆、加拿大医生包立德、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和傅莱等，他们同样为救治八路军伤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声援华北抗战奔走呼号

　　抗战初期，最拥护和支持八路军的外国记者，要数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了。她于1928年底踏上中国土地，与鲁迅和宋庆龄等革命活动家交往甚密。早在1933年，她就写成了第一本宣传中国的书——《今日中国特写：中国人民的命运》，向全世界披露了旧中国的黑暗统治和被压迫人民的斑斑血泪。紧接着她又根据从苏区来的同志们的口述，和中共地下工作者提供的各种资料，在1934年又写成了第二本宣传中国革命的书——《中国红军在前进》，把中国红军的英勇战斗和中国苏区的实况介绍给了全世界人民，引起了各国正义社团对中国共产党的声援和支持。1937年抗战开始，正在采写《朱德传》的史沫特莱，一听到朱总司令要率领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去，就去问毛主席她是留在延安继续写朱德传记呢，还是到前线去写有关战争的报道。毛主席当即回答说：“这次战争比过去历史更为重要。”因此，她就决定到前线去。这年8月她离开延安，辗转跋涉，历尽艰辛，终于在10月23日到达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五台县南茹村。

　　当总部由五台南下经过盂县、寿阳闯过正太封锁线，又横穿昔阳、和顺、榆社、武乡、沁县，由太行腹地进到太岳区的沁源县，大都绕着山沟小道走，有时连马都不能骑。可是史沫特莱除进一步深访朱德之外，还要代作随军记者，把朱德沿途活动详细记录下来。1937年11月17日这天，在倾盆大雨中，八路军总部机关人员进了沁源城。朱总司令不顾旅途的疲劳，趁民众观看八路军之机，立刻站在一座古老的庙宇前，对手持大刀长矛的游击队员和在街头宣传的救亡工作者讲演。史沫特莱还未放下身上背的行李，马上掏出笔记本，绘声绘色地记下了朱德这段生动事迹：

　　“我从来没有见过朱德象今天这样讲话，也许他是被群众欢迎他的旗帜、口号和那种全神贯注的谛听所感动。他的声音、讲话的姿态，都表现出对人民浓厚的爱。他的话是发自内心的。群众面向着他，眼睛注视着他，不放过他说的每一个字。……这样事也经常引起我的回忆，但我无法用文字去描述。文字还不够美好，不够细致，不够微妙。这样的情景只有亲眼看见，亲自感受，才能够理解。这时，雨水还飘泼在朱德脸上呢。”

　　史沫特莱在总部住了近3个月。用日记体的报告文学写成了一本书《中国在回击》，副标题为《一个美国妇女和八路军在一起》。这本书于1938年在美国出版后，同她30年代初在中国写的《红色的中国》一书一样，在国际上影响颇大。武汉沦陷后，她经过长沙、南昌等地去参加新四军的战地医疗工作。1940年受周恩来同志邀请又到了重庆。1941年9月因病回美国治疗。回国后她把在中国12年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中国的战歌》，于1943年在美国出版，还孜孜不倦地写出了《伟大的道路》这部朱德传记。史沫特莱女士，从1928年踏上中国的土地，到19950年5月不幸逝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发展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史沫特莱一样是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她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早在1927年，当大革命的风暴席卷长江流域，她就从上海第一次来到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采访，深入湖南农村，对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实地调查。她写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这本书，就是向国内外宣传和歌颂武汉与湖南的革命运动的。1937年底，当斯特朗由意大利转道进入中国，第二次来到武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在这里蓬勃兴起。她来到这里，就和史沫特莱一起，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她们以实际行动寻求国际援助，为支持中国抗战奔走呼号。1938年1月2日，斯特朗和史沫特莱一起参加了中国妇女团体联合会召开的国际妇女茶话会。她以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批评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片面抗战，面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抗战的正确主张大加赞扬。同年1月25日斯特朗又应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在广播电台以《马德里是怎样保卫的?》为题，发表了慷慨激昂而富有战斗性的演说，鼓动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日寇的疯狂进犯。也就是在这期间，斯特朗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到华北敌后八路军那里采访的要求。不久，在八路军办事处的精心安排下，她乘坐阎锡山回山西的专车，从武汉到了山西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和彭德怀、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并深入到战士和农民中间去体验战地生活。正象她后来回忆的那样，她看到了“那里的共产党军队在朱德总司令领导之下，已经在实行现在所说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们正在取胜。共产党使农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士兵，他们从不奸淫抢劫，而尊敬农民，帮助农民收割庄稼，而且教育农民，使农民相信自己的力量，教他们怎样进行战争以取得胜利。”斯特朗从华北前线返回武汉之后，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生动流畅的文字，接连不断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华北军民进行的伟大抗日游击战争。后来她辑成《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出版，发行到世界各地，大大地声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与此同时，美国记者斯诺、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爱金生;苏联记者卡尔曼;英国记者何克;德国记者希伯;新西兰记者贝特兰;越南友人、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报》社长的洪水将军等，也分别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从事宣传八路军艰苦抗战的新闻报道工作，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奔走呼号，其中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在参加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中壮烈牺牲，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国际主义英雄之歌。

　　在华北开展抗日反战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除主动来华援助八路军抗战的日本友人之外，还有一部分日本士兵参加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反战组织，为援华抗日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的甚至在反战活动中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抗战初期，部分被俘的日本士兵，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帮助下，逐渐觉醒过来，志愿留在华北根据地进行有组织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活动，其中有的日本反战勇士还参加了八路军，被根据地人民称为“八路军中的日本兵”。1939年11月7日，小林武夫等日本士兵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创立了第一个反战团体——“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本部。接着又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5个支部：晋冀豫、山东、冀南、冀鲁豫和太岳支部。1940年7月7日森健等日本士兵在华北各反战组织的影响下，也建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延安支部，以后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建立和发展了日人反战机构。小林武夫等在砖壁、王家峪八路军总部驻留期间，曾受到总部的亲切关怀，大大鼓舞了这些日本朋友支持八路军抗战反对日本侵略的斗志。

　　在八路军首长们的鼓励下，华北抗日前线对日本军人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比如1939年9月3日129师在辽县桐峪镇召开欢迎日俘大会时，当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在致词中说道：“日军士兵只要肯放下武器，就是我们的兄弟!”这句话刚被翻译成日文，日军士兵们便热烈地鼓起掌来，一个劲儿用日语嚷嚷：“兄弟!兄弟!”有一个叫山口吉福的日本兵，从前在家经商，这次在太行山区武乡反“扫荡”战斗中被俘过来。他站起来讲道：“我在战斗中负了伤，只想闭眼等死。没料到中国的老百姓用担架把我抬下战场，八路军医院又给我治伤。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军队?我向你们致敬!”他又说：“我们日本老百姓并不愿意来中国，是军阀们逼着来的，我们受骗了，你们能理解原谅我吗?”他的眼光是诚实、恳切的。当时与会军民用经久不息的掌声回答了他。后来他编印传单、喊话、写信、做慰问袋等方式，给在日军中的同乡、同学等故旧做说服工作，争取了许多日本士兵。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还用日本民间小调，编唱了“晴朗的天空，阴霾的心，谁愿化作无定河边的骨，把无意义的战争停止，兄弟们回国去吧!”等歌曲。他们又把同八路军战士一齐参加体育活动的事写成传单：“还是停止这样可恶的战争，轻松地唱支《樱花曲》，打场棒球吧!”这样，被我军劝导过来的日本俘虏兵，有的不但参加了反战同盟，还担任了我们学校的教员和部队医院医生。还有些日本兵自动抛去武器，逃到八路军中来。日本战友也常常直接奔赴前线进行反战宣传，并与八路军并肩作战。“解放联盟”太行支部的砂利男、佳野尺七两位战士，于1945年5月底配合太行军区发起的政治攻势，同赴山西襄垣白晋线上夏店一带活动。一次他们向日碉堡喊话“上夜课”，砂利男脚部中弱，血流如注，仍冒着猛烈炮火继续喊话，最后两位盟员都英勇地牺牲在战壕里。在抗日战争中，有不少日本战士就这样血染沙场，殉难于太行山上。仅“反战同盟”太行支部，就有25名盟员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日本人反战组织中有许多人成了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卫士。

　　在那战火连天的抗战艰苦岁月中，和华北军民同生死共患难的国际友人还有朝鲜义勇军。1940年，129师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命令385旅派了一个连去接应新来太行山根据地的一批朝鲜朋友。这支朝鲜人的队伍，是流亡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朝鲜爱国者组成的。他们从旅华的生活实践中看来，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才是朝鲜人民的真正朋友。于是他们决定离开国民党第5战区到敌后根据地来和八路军、决死队并肩打日军，学习游击战术，以便将来打过鸭绿江，解放自己的祖国。后来，朝鲜义勇军的同志转到129师师部去了。他们和原来在八路军工作的朝鲜同志汇合在一起，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华北朝鲜独立同盟。义勇军和“同盟”的总部设在太行山，华北其他各根据地都组织有义勇军支队与“同盟”支部。1942年，面对日军的“治安强化”毒计，八路军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之敌后”，钻到日军碉堡林立的所谓“格子网里”去开展游击战争，发动政治攻势，瓦解伪军，宣传与组织敌占区群众，在日军的腹地点燃起熊熊的抗日烈火来。当时参加这种斗争的，除了朝鲜同志还有日本解放联盟等反战组织。他们用朝鲜语和日语喊话和唱反战歌曲，在墙壁上涂写朝文和日文标语，给碉堡里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写瓦解信，有时还乔装日本军官到敌据点里取武器，甚至把日军官和伪人员活捉回来。朝鲜同志这些活动使日军非常恼火，有时还悬赏公开捉拿朝鲜义勇军。

　　当时，从东北和关内国统区来到华北抗日前线的朝鲜同志，为了有组织地帮助八路军，又培育朝鲜革命种子，分别组织了“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和“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由参加过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朝鲜同志武亭任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校长兼朝鲜义勇军总司令。抗战时期，武亭将军任八路军炮兵团长，还参加了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由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来太行的朝鲜音乐家郑律成同志任学校教育长，郑律成同志曾因创作《八路军军歌》闻名全中国。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从各地来的朝鲜青年战士。朝鲜义勇军战士们，军政学校学员们，组织大批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杀敌锄奸，宣传群众，瓦解敌军，扩大根据地，压缩敌占区。1942年5月25日，日军两万重兵包围了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新华日报》等军政机关的几千人员。英勇的朝鲜义勇军有30多人配合总部警卫连，硬打开一道口子，掩护彭德怀副司令和政治部罗瑞卿主任突出重围，朝武乡方面转移。然而，和八路军并肩战斗的朝鲜朋友陈光华、石鼎等同志却壮烈牺牲在中国华北土地上。反“扫荡”胜利以后，为了鼓励朝鲜义勇军在战斗中的英雄行为，八路军总部首长在祝捷大会上奖了他们一支新缴获的日本歪把子机枪。枪柄上刻着：“为了共同理想，我们永远站在一起。”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民暨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一起为陈光华、石鼎二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在河北涉县石门村清漳河畔筑墓建碑，以示对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结成的战斗友谊永志不忘。

　　总之，华北老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生活、战斗、帮助过中国人民神圣抗日事业的国际友人。中国人民也永远怀念曾经同情和支持过八路军抗战的外国朋友。